其次则商人阶级亦乘时而占势力。

自秦以来就有三老乡官的设置，多半由本地的大户、族长充任，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教化民众。例如，而今讲哲学，讲法律的人，甲因一前提，乙引一公例，丙持一某项，丁扯一某条，骤然听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不知谁是谁非，以真礼衡之，皆是胡说乱道，自欺欺人，巧令鲜仁，古人所耻。

富贵威权，皆为孽障，扫除残毒险狠之恶念，启发慈祥恺悌之真忱，则天人相贯，太和成象。这就说明神道设教在现今主要是保全中人以下人格，以维持世道，救正人心，平治天下。他叔叔杨延年是为早年弟子。并认为，为政以德即是真行道德，免除争杀之祸，即是天地好生之心。正班固所描述的，循吏行政，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汉书·循吏传序》）。

《文史杂志》2021年第5期、第6期 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德政合一 。1918年，王士珍退出政坛，隐居北京，1926年5月任京师临时治安会长、京师救济联合会会长等职。比如说，法家是在残酷竞争的战国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理论，它的着眼点是国家，它追求国家在竞争中的获胜，人民只是手段的一部分，它认为只有让人民贫弱，人民才能服从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意志统一了，才能在竞争或战争中获胜。

但儒家思想重视长久的时间性价值这一点却没有过时。儒商文化的兴起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都是在这一主题下，人类应对现代文明之问题与困境、寻求解决之道而进行的探索，儒商文化也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在解决现代文明困境问题上最前沿的交锋战场，儒商群体承担着探寻解决之路和先行先试的开路先锋官之责。在西方文明中，这个超越根基是由基督教和上帝保障的，基督教虽然受到科学和理性思潮的冲击，但仍然是西方社会的基础。孟子注重的是一种伦理的后果，他并没有论证这样一种安排的经济后果。

儒家思想在两宋之际，因应佛教的传入以及经济社会的新问题而有一轮重要的发展变化，后人将这一时期逐渐形成的带有新特点的儒学思想称为宋明理学。这种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不管在实际生活中，西方人能够多么毫无违和地一方面信仰着基督教，一方面从事着全理性的科学工作和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着理性的经济计算，但至少从其基本理论表述上，基督宗教和现代科学以及现代经济学是完全对立的理论两极，西方社会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中推进着其摆荡性的发展。不论是资源的消耗、贫富的差距、政治的撕裂、债务的猛增、环境的破坏，根源都在于现代文明是在追求空间性的扩张，而没有关注时间性的延续。而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对能够实施义的企业家，也应该在名誉、地位等方面回报他的义举。我们就先从孟子的角度来理解儒家与杨墨之区别。

秩序必须以道德伦理为根基，而道德伦理必须建立在超越性的根基之上。在经济理论层面，只有通过把人物化或数字化，才能进行计算，包括进行成本核算等，经济学由此而得以发展。企业的传承，关键在于把企业本身当做一个主体，而不是把企业当做企业家的私有物。比如在天人关系上，孟子和荀子就有较大差别。

正是在类似判教的辩论中，儒墨道法等各家学说确立自身的理论定位和思想特色。现代经济学中的利益驱动理论，就是预设了人们都会追逐自身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什么是义？义的本质就是在个体与整体之间寻找那个最佳平衡点，最适宜的，最合适的。儒家在最初确立自身理论定位的时候，有两个鲜明特点。

而墨翟接近于计划经济的国营企业，每个职工都是一个螺丝钉，个人应为集体利益奉献和牺牲自己的个人权利。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归宗于儒学一脉，曾于高校主讲国学，现任至圣孔子基金会学术部主任。换一个角度说，西方商业文明追求的是一种空间性的价值，商品的增多、物质的繁荣、规模的扩大、欲望的满足，都属于空间性价值的内涵，进一步分析，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本质上也是对空间的探索。企业的传承之道只能在家庭和企业内部来落实，在这方面，儒家有相当悠久的传统可以借鉴和参考。儒家从不否认人们有追求利益和幸福生活的天性，但儒家同时认为，这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它包含着时机和具体情境的考量。

儒家的核心理念仁强调的是个体和整体的通联，基于个体和整体的通联而建立个人的行为模式和企业的运行规则。我们现在衡量文明繁荣的绝大多数标准，都是一种空间性的标准，在这种标准衡量之下，历史演进呈现一个进步的假象。

只有实现这种抽象的转化，各种经济理论才可能建立，就好比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必须以数和图形的抽象为基础才能建立一样。从这种区别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心学与强调个人本位的现代西方思想有更多的相契之处，所以在当前的儒商风潮中，阳明心学成为显学。

另一个节点是整体之秩序遭遇外来文明的冲击，或者因自身之问题，开始松动和动摇，但并未完全崩坏，个体精神在不同文明的冲击激荡之下，或在对自身问题的反思之下，迸发出创造力，出现一个精神文明的创造繁荣期。我们当前的学校式教育制度是无法完全承担这一使命的。

儒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说，是指以儒家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从广义说，是指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之长的商人。我们知道，秦朝是以法家思想立国的，崇尚竞争和扩张的法家思想武装起来的秦国，也在事实上打败和吞并了未能实现彻底法家化的东方六国。在儒家式弹性管理中，最关键在于，宽容的原则是基于公心还是私心，这就包含着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修身和道德修养的要求。荀子讲的礼和韩非讲的法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以人为本，是否包含着对天道的敬畏。

这需要体现在企业管理中的以人为本，利益分配上的平衡兼顾，员工个人的职业伦理和企业管理者的人性管理。这一个特点在战国后期到秦汉时期的儒法之辩中更为凸显。

这又进一步涉及到对子女和下一代的教育问题。进入20世纪之后，殖民和直接掠夺的方式无法持续，但后来建立的所谓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仍包含着西方国家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剥削。

西方文明向外扩张的历史，伴随着血腥殖民和对其他文明的残酷掠夺。企业内部的关系，不再适用原来基于血缘关系的孝道伦理。

实际上，思想和理论的兴起都是因应其要面对的时代问题。秦灭六国时期，所发动的战争由于能够吞并东方六国富庶的土地，其付出的成本一般都能得到补偿和回报。这就是时代赋予儒商的使命。如果我们把判教看做一种思想理论在论辩中讲明自身与其他思想理论之区别，从而确立自身之理论定位的一种方法的话，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争论中，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判教意识了。

而儒家是要寻求一种中道，包括在精神和物质之间，道德和利益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人类和环境之间，寻求一种综合或中庸之道。宗教从来是一个文明的核心，所以中西方文明交流融合几百年来，中国的表层文化、意识形态、制度话语、法律规范、经济模式等都可以学习西方，也在实际层面已经相当西方化，唯独在文明的核心处，我们很难移植西方的基督教。

关于儒商的各种表述 在各种关于儒商的表述中，大多数是从正面罗列儒商的各种特点或理念，比如：以德为立身之本。很多西方人以基督教为标准，认为中华文化是无神论或多神教，这实际上都是误读。

但对于大多数参加总裁班和修身营的企业家来说，这正是他们乐于听到的，这让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原来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所讲的那些道理，跟我心中所想和所认同的那些东西差不多。而儒家人性化管理在执行规则时，就要考虑到具体的人，比如对一个孕妇员工的尺度可以稍微放宽。